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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五军团四位领导人的悲壮人生历程
日期:2020-05-03 03:49 人气:
1931年12月14日,被蒋介石驱入江西围剿红军的原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,在该军中共特别支部的策动、组织与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,由赵博生、董振堂、季振同、黄中岳等人率领于驻地宁都城举行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,宣布加入红军

  1931年12月14日,被蒋介石驱入江西“围剿”红军的原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,在该军中共特别支部的策动、组织与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,由赵博生、董振堂、季振同、黄中岳等人率领于驻地宁都城举行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“宁都起义”,宣布加入红军,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,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,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,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,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。以宁都起义部队为主组建的红五军团,在巩固、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和红军长征以及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,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中国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了,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,不少人建国后成为各级党政军领导。而红五军团的四位卓越领导人,却有着不同的人生历程:赵、董血洒疆场,季、黄冤遭错杀。

  宁都起义后,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真正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武装,在的直接领导下,部队开往苏区的石城秋溪、龙冈、横江及瑞金壬田、九堡、沿坝等地进行整编。按照关于建设红军的原则,首先确立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,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,团以上设政治部,党支部建在连上。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充实红五军团,任命肖劲光为红五军团政委,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,黄火青为十五军政委。

  这支刚刚起义过来的部队,虽然改称为红军,可是官兵们在思想、行为上,仍然表现出旧军队的许多陋习,不习惯红军生活,受不了红军的严明纪律约束,影响了部队官兵关系及战斗力。赵博生对此极为重视。他非常尊重党派到红五军团来工作的干部,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,尽力纠正旧军队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,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、政治上、组织上的改造,积极协助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,而且经常深入部队,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,加强交流,告诫并鼓励士兵:“要遵守党的纪律,加强团结,去掉不良作风,这对我们长期生活在旧军队里的人开始可能不习惯,有不少困难,但是不要向困难低头,为了解救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干革命,是至高无上的任务,我们的幸福日子,就在后头了”。

 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,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,逐渐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。赵博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。他认真研读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书籍,深有感触,深受启发。他对周围的同志说:“我虽然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,苦于没有引路人,自己摸索,奋斗了十几年,结果不是被人欺骗利用,就是孤军奋战,以失败告终。今天才算找到了出路,重见了光明。我赵博生愿将后半生为全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竭尽微薄之力”。

  两个多月的整编结束后,赵博生偕同其他同志率领红五军团,和兄弟部队一道开赴前线月,参加围攻赣州战斗。4月与一军团组成东路军,参加东征福建漳州战役。接着回师江西与红三军团会合,于7月间向粤北南雄挺进,在水口攻打广东军阀陈济棠部。8月,红一、三、五军团并肩北上,连克宜黄、乐安等县城;尔后,率部参加了攻克建宁战役。赵博生在每次战役中,都表现出一贯的勇敢、坚定、沉着。水口战斗中,他左臂受伤,同志们劝他下去休息,他说:“流血很少,微伤何足虑。”在他的感召下,全军战士奋起向前,重创敌军,有力地配合了一、三军团的反“围剿”作战。

  赵博生还很注意在实践中学习红军的作战原则,做到果断、机谨、灵活。凡属重要战斗和关键时刻,他都亲临前线,周密部署,反复检查,亲自指挥。红五军团的战士在作战中非常英勇、顽强,尤其是马刀拼得敌军胆颤心惊。之前,苏区军民都说“一军团的冲锋,三军团的包抄”厉害,此后又加上了“五军团的马刀”。因指挥作战有功,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,并授给他一枚红旗勋章。

  1933年初,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,二十七师和十五师向金溪、南城一带苏区进犯。正图歼灭我红军主力一、三军团。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,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长员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已的敌人。赵博生深感责任重大,带领干部战士亲临前线察看地形,缜密研究与部署战斗,告诫叮嘱指挥员,在长员庙利守难攻的地形上,要择险而守,要注意发挥老兵的长处,善挖战壕构筑碉堡,发扬我们善于防守阵地的作用。这次战斗事关全军胜利,必须要完成这次战役的光荣使命。

  战斗开始后,敌人的进攻十分猖狂,先是集中大炮轰炸我军前哨阵地,然后发起连续数次进攻,但均被打退。此时,我军弹药所剩不多,到中午11时左右,敌人又向我左路发动进攻。赵博生很快意识到,如果敌人攻下右路一三五团的阵地,左路一二八团就有被包围的危险,要守住阵地是十分困难的。于是他立即命令一二八团“特务连立即出击,协助一三五团恢复阵地”。特务连多为身强力壮的老兵,武器配备较为精良,每人拥有大刀、手枪、冲锋枪三大件,战斗力较强。出击以后很快打退敌人,恢复了一三五团的阵地。赵博生把一二八团团长袁血卒找去说,估计敌人还会进攻一三五团阵地。一三五团阵地地势低,工事薄弱,战斗动作不熟。要他补充工事,形成扇面火力,注意节省弹药,他把指挥任务交给他的参谋。自己则亲赴一三五团这处最前线、最危险的阵地上。

  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,又立马集中力量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。我守军战士子弹打完了,手榴弹扔完了,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砸敌人,用写有“百战百胜”字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。部队伤亡增大,阵地发生了动摇。赵博生亲自带领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,向疯狂的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。赵博生在距敌百米远的地方,一边指挥,一边回击敌人,不幸头部中弹,当即倒地。

  赵博生不幸牺牲的噩耗传来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五军团,吊唁赵博生。唁电说:副总指挥赵博生“是为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,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。他的牺牲,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史上。中央政府表示悲悼和敬意”,并慰勉五军团的广大指挥员“更要继续赵博生同志的牺牲精神,坚决地进攻敌人,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四次‘围剿’与对我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,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,来完成赵博生同志未完成的任务”。为了永远纪念“宁都起义”的领导者、红五军团的缔造人之一赵博生,1月13日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,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,命令全苏区于1月21日举行追悼大会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在瑞金叶坪广场上,建造“博生堡”以示纪念,朱德总司令还亲笔题写了“博生堡”三个大字。赵博生的遗体被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宁都县城。称赵博生是“坚决革命的同志”。曾于1962年“八一”建军节纪念日前作诗怀念先烈赵博生。诗云:

  红五军团在石城秋溪、龙冈、横江等地接受整编时,董振堂怀着新生的喜悦,认真加强学习、努力工作。当时对红五军团改造的政策,是采取自愿的原则,愿走的送走,愿留的留下,有的还送到红军学校接受学习。因受到“左”倾思想“只要兵,不要官”的影响,许多争取起义过来的营连级以上干部被打发回家。对此,人们有议论。董振堂对这种做法当时亦有所不解。但还是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,坚决执行上级命令,耐心做好被劝说回家的自己属下官兵的思想工作,让他们安心离开。认真查摆部队士兵的思想、纪律及作风改造建设情况。配合负责红五军团整编工作的同志努力把整编工作做好。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队伍的熏陶,董振堂由一个有正义感的旧军人,迅速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。根据他的表现与要求,1932年4月经何长工介绍,党组织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。

 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,战斗热情高涨。此时,红三军团正在攻打赣州,多次激战未克。于是红五军团受命前往助战,与红三军团一道着手第四次爆破攻城。董振堂指挥部队,棺材内装上爆药,炸掉了城楼和后面的碉堡及左翼的敌阵地,炸死敌营长李自林等200余人,随后董振堂亲率战士攻入城去。但因敌人阻击火力强大,后又撤出城外。敌人加兵救援,红军用火力封锁赣江上下游,把援敌堵截于赣江彼岸,红三军团抓住这一有利战机,猛烈再次攻城,沉重打击了守城敌军。

  1937年3月,红军撤围赣州,不久董振堂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军团长。漳州战役战事吃紧时,红五军团奉命前往增援,此役初显红五军团英勇善战,在董振堂指挥下,俘敌1000多人,胜利完成阻击任务。1932年9月,水口战役打响,红一、三军团打得十分激烈,红五军团再次奉命助战,军团领导亲上战场,红五军团勇猛杀敌,声威大震。为此,在庆祝红五军团诞生一周年大会上,授予董振堂红旗勋章一枚。

  1934年10月,由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,导致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,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。红五军团受命担任突围西进的后卫任务,以英勇果敢的精神,完成了掩护大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,又疾至湘江,阻击敌人对红军的围歼,帮助主力红军渡过湘江,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。因战斗激烈悲壮,人员伤亡较大,其三十九师遭敌合围,未能渡江,红五军团部队战斗力由两师减到一个师。之后,红五军团又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过老山界来到贵州。在贵州,董振堂参加了遵义会议。会后,董振堂和五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,按照中央部署,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,接连打了许多漂亮仗。在黔北,他指挥红五军团奋战五昼夜,顶住了四川军阀刘湘的整编师九个团,使红军主力部队迅速渡过赤水河,重占娄山关和遵义,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。接着红五军团飞赴金沙江畔,坚守九天九夜,掩护全军安然过江。从此,中央红军跳出了敌人尾追堵截的圈子。一路上,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斩关夺隘,抢险飞渡,顺利通过彝族区,跨过大渡河,翻越夹金山,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。

  1936年10月,红五军团响应党中央继续北上的号召开出会宁城。但当红五军团和四方面军到达靖远附近时,却接到张国焘西渡黄河的命令。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党中央,在这个严重的危急时刻,董振堂表现出一个员特有的沉着、镇定。为顾全大局,减少红军损失,他一边耐心地做部下的思想工作,稳住大家,一边把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和朱总司令作了汇报,使党中央及时掌握到了这一信息。但红五军团在张国焘的胁迫下还是渡过了黄河,开始了悲壮的西征。

  西路军渡过黄河以后,红五军团改编为红五军。董振堂指挥红五军接连打了一些胜仗,并于1937年1月2日一举攻克高台城,但随即陷入了马匪军的重围之中。马彪等匪首以数倍于我的兵力,猛烈攻城。董振堂不顾个人安危,镇定自若地指挥战士们奋力反击。激烈的战斗从12日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,一场残酷的巷战经过几小时的肉搏,敌人胆战心惊,尸积成山,我方也伤亡惨重,活着的为数不多。在这种情况下,董振堂只得带领剩下的战士且战且退至东城,钻进东南角的一个双层碉堡里坚守,欲阻止援敌,但未果。无奈之下,他只得带着身边的几名战士跳下城去,随即又陷入包围之中。他支撑着满是伤痕的身体,手举两把盒子枪,与敌人展开了最后的搏斗,毙数敌后,不幸大腿中弹。他站立不了即蹲下继续战斗,直到身边的战士全部牺牲,这时,他手中仅剩一颗子弹。为不让敌人生俘自己,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给了自己……

  董振堂牺牲后,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追悼大会,深切悼念这位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英雄,并且决定将他的家乡河北省新河县命名为“振堂县”。

  对董振堂和红五军团作了极高的评价,曾满怀深情地说:“路遥知马力”,赞誉董振堂是“坚决革命的同志”。1937年3月,在延安与参加过宁都起义的干部合影留念,并亲笔在照片上题词:“为创建新的红五军团而奋斗”!

  季振同、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功臣。起义后,中革军委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;黄中岳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。1932年春,季、黄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国。他们加入红军后,在起义部队整编、率部参加赣州战役及后来黄中岳率红十五军编入东路军入闽作战中,都很积极,经受了考验。但作为原军队中的高级军官,起义后也存在一时难以完全适应红军的艰苦斗争生活,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,甚或私下里发发牢骚怨言,偶尔邀集几位旧部好友聚首聊天等事情。季振同起义后因军权旁落,心情郁闷,也曾对人说过自己是“空头司令”的话。但他对中革军委派到红五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的萧劲光很尊重,有什么心里线年三四月间表示自己难以适应红军中的工作,希望能离开红军到苏联去“学习军事”,并把这个想法向萧劲光作了报告。萧发电报请示中央,中央同意了他出国学习的要求。

  就在这时,军队方面对季振同进行策反。季振同原在西北军的老上级冯玉祥派其参谋长刘骥为代表与季联系。季振同将此事报告了萧劲光,萧报告了中央局,中央局同意季与刘见面。事后,季也将的一些策反信件送给萧看,表明他“不为所动”。为出国学习,季振同离开军团部时,萧为他开了欢送会。季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了,望远镜给了萧劲光,一匹骠骏的青马留下,后来送给了朱德总司令,枪交了,警卫班也留下了,只带了一个保镖。萧劲光派人将他送到了瑞金。

  黄中岳受季的影响,在漳州期间,思想有些动摇,想离开部队,另谋去处,乘便做了一套便服,“准备开小差”时用;还说过“我这次到前方去,干多少就多少,拖(拖枪)不动就算了”的话,但却没有任何“拖枪”、“反水”的实际行为。

  可是,1932年5月5日,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,突然在漳州将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、红十五军参谋长萧世俊逮捕。5月8日,又将等待出国、请假到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。随后被捕的还有:李聘卿(红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)、高达夫(红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)、朱冠甫(曾任红五军团参谋长、红校总教官)、张少宜(红十五军副军长、红校总教官)、刘佐华(冯玉祥与季振同联络代表)、蔡佩玉(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)六人。当时加给季、黄、萧等人的是“反革命”罪名。

  1932年8月3日至4日,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对“季、黄反革命案件”进行审讯。最高法院由何叔衡、梁柏台、、陈寿昌、刘振山五人组成,何叔衡为主席。原告人李克农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控季、黄“参加宁暴根本就是投机的”,“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、毁灭红五军团和宁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”,并罗列了一大堆“罪状”。审讯结束时,最高法庭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,抓住季、黄等一些还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,判决如下:“季振同、黄中岳、萧世俊、张少宜、朱冠甫、高达夫、李聘卿、刘佐华八名执行枪决,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。蔡佩玉监禁五年。”判决“是最后的,无上诉权”。

  当这一判决送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,和项英没有同意。他们认为:“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,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”,“季黄二人虽是此案的主谋者,但曾为宁都暴动领导人之一,应减刑免死”,“朱冠甫、高达夫、张少宜等三人曾参加宁都兵暴,并且不是此案的主谋者,可改为监禁。”于是,1932年8月10日由、项英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案决议如下:季、黄二人“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”;朱、高、张三人“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”;其余刘佐华等4人“仍按原判执行”。

  判决后,季、黄等人一直被监禁在瑞金县九堡、麻田等地收容所。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,为纯洁内部,甩掉“包袱”,解除后顾之忧,中央政治保卫局将季振同、黄中岳等人处决于瑞金九堡大山中。

  对季、黄之死十分痛心。据萧劲光说:“延安时曾听毛主席讲过,把季、黄杀掉是不应该的。建国后,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讲,季、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,没有他们,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,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。直到1982年,中央组织部对此案给予了复审,经过调查研究,对季振同、黄中岳给以公正的评价,并予以平反。”

  周恩来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时,曾沉痛地谈到:“五军团两个暴动过来的非党人士季振同、黄中岳,在宁都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,肃反时外面有谣传,说这两个人不安心,想走。李克农向我报告,我同意将他们逮捕,结果处死了。”

  可见季振同、黄中岳是王明路线“残酷斗争,无情打击”的所谓“肃反”运动的牺牲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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